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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第一龙绪论及第一章

时间:2012-02-11 16:18:01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以“龙的传人”为名的台湾校园歌曲,一经传唱,便不胫而走,很快在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各地华人中间唱响。
 绪论:从龙说起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以“龙的传人”为名的台湾校园歌曲,一经传唱,便不胫而走,很快在海峡两岸乃至全世界各地华人中间唱响。多少炎黄子孙饱含热泪高唱这首脍炙人口、充满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经典歌曲,迸发出胸臆间华夏儿女血浓于水的激情和表达渴盼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拳拳赤子之心。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以 “龙的传人”引为骄傲。一提到东方巨龙,都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想到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传说和特征,陡然生发强烈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龙的传人,是中华儿女普遍认同的共同称谓。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堪称中华民族的祖神。从某种意义上讲,龙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强烈的文化共识。

近万年以来,龙始终与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足痕履迹相依相随,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孕育、萌生、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割舍的历史联系。也就是说,龙,作为一种神圣和吉祥的象征,与中国文明的起源息息相关,水乳交溶。

人们对于龙的研究已经至少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绵亘不断的文化体系。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对龙文化有着很精到的见解。他在《易传》中就对“龙之德”有种种议论。近年来,随着有关龙及龙文化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多,历史资料不断丰富,学术研究不断深人广泛,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得到更加深刻的阐释和发扬光大。人们认识到,龙文化实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全球华人的‘跻带”,它最初以文明因素生成,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龙,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统一的精神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源泉,成为中国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一直连绵不绝的重要纽带之一,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关注和牵念。

龙为何物?在物种进化的历史长河中是否曾经有过龙?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观点和看法。在主流意识中,一直把龙作为想象中的灵物,龙的形象由传说想象而成,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艺术家丰富以新的形象。有的学者认为,龙起源于图腾崇拜;或起源于龙卷风,有的认为,最早的龙是作为星象存在的,认为龙之所以神灵,探索它的天文学意义更能直人心曲;还有的认为,龙起源于‘模糊集合”,是由若干种动物或天象经过原始思维,模糊集合为神物。另有其它多种说法,仁智互见,莫衷一是。概言之,上述观点都认同龙在世上本不存在,是多种文化元素的复合体。

近年来一种新的学术观点颇能引起注目。不少学者认为,龙,在茫茫尘世之中是实际存在着(过)的动物。作为“四灵,,之首,龙和虎、鸟、龟蛇都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当低估古人的智商,我们的先人不可能在“四灵”配置时,

把客观存在的虎、鸟、龟蛇三灵配以虚幻不知其详的龙,共同组成代表各自不同理念和精神风貌的“四灵”。三灵皆实有,而偏偏把一灵搞成虚置,询属不可思议。

再则,商周时期或稍早曾有豢龙氏、御龙氏和育龙池等,曾任命专门养龙的官职。先秦时还设置过专职的屠龙手。如果没有龙的存在,上述记载就很难理解。在甲骨文中首先发现的‘龙”字,是一个独体象形字。按照中国文字属于形意文字的系统,每字都有独立形态,象形字具有‘有形乃有象’的规律,‘龙”字应是实际物体的描写,而不是凭空杜撰,向壁虚构。

如果龙实有其物,就是在尘世上客观存在的动物,那么,它应当是什么样的形体和特质?如何萌生人们把它与天壤相联系沟通的思维模式?人们的潜意识中,又为何把它与吉凶祸福,这种枚关安危截然相悖的理念紧密连缀?它虽然凶猛威仪,却可以为人们骑乘?它能够伴随季节冬眠和苏醒,有“升天潜渊”的本领,却又是人们的美懂佳撰?凡此种种,人们不禁洁问,龙究竟是何种灵物?为何如此莫测?专家学者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它是巨大威猛、令人敬畏并具神秘色彩的两栖爬行动物―鳄。

有的学者提出了龙是多源形成,最后在商代完成统一定型的理论。这其中有北方的马龙、猪龙、南方的蟒龙、蛇龙、西方的蛙龙和中原地区的鳄龙、鱼龙,以及其他地方以本区域原始先民的崇拜物为基本特征所幻化成的龙形等。它们都在商代融汇成一体,形成为人们共同认可,在殷商青铜器上经常见到的那种龙纹图饰,实际上是各地原生龙形文化向中原汇聚,最终被中原地区的鳄形龙所同化,所吸纳,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这期间,虽然也不断因艺术形式的需要而出现些许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以鳄为基本型的成例没有大的变异。所以有的学者经过仔细研究,说商代以来的龙“其直系祖先非濮阳龙莫属”。

历史发展到今天,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祖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为一种民族的象征和心灵依托,在客观上有无其物并不至关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以龙的传人为荣,以弘扬龙文化为职志,不断维护和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振奋龙的精神,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才是每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所应当膺任的职责。

尽管如此,人们的心灵深处,仍然急切地渴盼有关龙和龙文化的考古资料不断有新的收获,企冀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

第一章:中华第一龙惊世出土


1988年是中国龙年。

这一年的春节前夕(1987年12月10日),新华社首先发布通稿,称在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 “华夏第一龙”。消息传出,立刻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继尔,《人民日报x包括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或醒目位置详细报道了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6000年前龙虎图案的重大发现。1 月26日旧本《读卖新闻》晚刊发表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高井的文章:《距今六千年,在河南“帝丘”,中国发现最早的‘龙”》,并配发了新华社记者陆坷拍摄的濮阳蚌塑龙图案的大幅照片。仅仅隔了4夭,香港《大公报》就把高井文章的原文、原照片翻译转载。时隔不久,《人民画报》用19种文字版本,图文并茂,以两大页篇幅向全世界122个国家和地区介绍濮阳西水坡出土的“中华第一龙”。

一时,中华龙年说中华第一龙,成为热门话题,给本来就热烈吉庆的氛围平添了深邃的层次和探索的空间。濮阳西水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篆尔洼地,由于“中华第一龙”的发现,而迅速传遍世界各地。


第一节 西水坡


西水坡属于濮阳市的濮阳县。

濮阳县在市区南侧不远,县市连接,形似附郭。濮阳县城西南隅环城路的西侧,有一道蜿蜒起伏的土筑城墙,突兀连绵,很有些气势。这是五代时期的濮阳古城。古城虽然经历了1000多年的风雨剥蚀,依然高高耸立,当年夯筑的窝痕仍旧清晰可辨,整个城垣显得沧桑雄浑。

濮阳县城是始建于五代后梁贞明五年(公元919年)的城池,周长24华里,南直北拱,规模宏大。因其形似卧虎,也称卧虎城。从五代到北宋,沐京开封是几代都城,北面的古黄河是一道拱卫京都的天然屏障,濮阳古城当时叫澶州城,正踞于古黄河的两岸,夹河为南北澶州,是汴京的 “河朔保障”。但是,当时的濮阳城虽然很大,地理位置又十分重要,但从未住满过人。这主要是因为军事需要的原因。历史渐渐远去,曾经刀枪撞击、箭飞弓鸣的军事重镇也慢慢沦为废墟。濮阳古城内西南隅是一片大面积的沼泽地。由于地势低洼,常年积水,其中蒿草丰茂,蒹葭丛生。这片积水湿地,因位于现在濮阳县城的西侧,习惯上被称为西水坡。

西水坡积水虽不太多,只是点点片片,却繁衍生息着许多种类的动植物。放眼望去,西水坡野浦沙洲,古朴苍然。它的地下深藏着一处6000多年前远古先民聚居的村落遗址。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定名为西水坡遗址。

1987年8月17日,考古工作者在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这就是得到我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高度评价的中原地区‘最早的‘艺术神器”,。摆塑龙虎图案所用的淡水蚌种类达数十种,主要有珠蚌、矛蚌、帆蚌和丽蚌、楔蚌等。这就为研究探索6000多年前西水坡遗址上生活的远古先民所处的气候条件与生活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表明,濮阳一带在6000多年前正处在全新世以来最高温、最高海平面期,当时亚热带气候的北界已达到今天的华北平原。那个时期,由于高海面的原因,而使得黄河也处在高河面期,下游河道游荡散乱。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泰沂山地以西的低地中大量沉积,并形成了诸如自然堤、封闭小块积水洼地和沼泽等一系列微地貌。直到夏代以前,这一地区仍然存在着雷夏泽、大野泽、荷泽、孟储泽以及偏北的大陆泽、偏西的荣泽等。这种地理环境限制了古代先民生存的空间,因而才形成了仰韶文化集中分布在濮阳一郑州一周口三点连成的弧线以西的状况,而这条弧线以东,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存极少发现。但是,与这一条弧线遥相对应的沿泰沂山地边缘隆起线以东的山前平原地带,才发现丰富的与仰韶文化相当的北辛一大汶口文化前期遗存。这东、西两条线所夹挟的中间如同“锅底”式的低地,在6000多年前是文化分布上的准空白地带。而濮阳西水坡正处在接近锅底的“锅帮”地带上。这一地带,即可以避免一般性水患,又因为紧靠河流湖泊而可以得到河湖的利益。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塑龙虎图案所使用的蚌类中,有不少只适应亚热带气候的丽蚌、楔蚌等种类。从另一个方面证明,6000多年前的濮阳地区有着一个类似今天长江流域那样湿热多水的自然环境。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样的亚热带气候的自然环境,同样十分适宜鳄的生存和繁衍。

几千年前,濮阳西水坡东部广裹的低地区域,有一个很大的湖泊泽蔽,那就是有名的雷夏泽。濮阳一带就处在雷夏泽的西岸边沿地带。


第二节 雷泽、龙神与人祖

雷夏泽又叫雷泽,最早的记载是《尚书?禹贡》“雷夏既泽,雍沮会同”。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耕历山,渔雷泽”的记述。《括地志》记载了雷泽的具体位置, “雷夏泽在濮阳雷泽县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泽西北平地也。”当时的雷泽,烟波浩淼,一望难收,是一个囊括了今天豫北鲁西交界地区的平湖泽国。几千年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泽数众多,但雷泽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湖泽之一。

在古代典籍记载中,说‘雷泽有雷神,龙首人身。”汉代人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中说“雷龙同类”,后来很多人都称雷泽为龙泽,而大泽之中龙首人身的雷神也就自然被称为龙神了。雷泽成为黄河下游地区著名的水泊,除了因为显赫人物曾经在此生活经历,诸如唐尧曾游历雷泽,最后客死雷泽,虞舜曾在雷泽结网捕鱼等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雷泽本身的神奇传说。

《山海经·海内东经》、《淮南子·坠形篇》等古籍记载,“雷泽有神,龙身人首,鼓其腹而熙”,或记载雷神“鼓其腹则雷。”说雷泽中有长着人的头颅和龙的身躯的神抵,肚子一鼓就会发出响雷的声音。这应当是远古先民看到雷神(即龙神)出现伴随电闪雷鸣现象的原始思维,继尔把这一思维加以神化,遂使龙神成为雷泽地区先民信奉崇拜的大神,甚至成了图腾标帜,从而引发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人文初祖伏羲的诞生。

伏羲,也称宓牺、危羲、太昊等。他的母族是华胥氏。《竹书纪年》记载“大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诗含神雾》中说 “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历代描述伏羲的形象时,总说他龙身人首,这和雷泽中的龙神非常相似。汉代画像石中就有很多伏羲人首龙身的形象。伏羲之母华胥氏在雷泽之畔因踩上了雷泽中龙首人身的龙神的足迹而怀孕,因而生下了人首龙身的伏羲。(图一)这虽然是一个神奇的感生故事,但这其中蕴含着伏羲氏与雷泽、龙神有着不可割舍的内在联系。

后来,伏羲氏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龙族集团。这个族群“以龙纪官”,其族属中有飞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土龙氏和水龙氏等,伏羲氏族集团又确立五官:“春官为青龙氏,又曰苍龙,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是为龙师而龙名。

居住有龙神,并且有龙泽之称的雷泽,其位置在今濮阳地区已没有太大的争议,雷泽与龙的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又唤觉了濮阳与龙相依相存的潜意识。河南省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说:‘濮阳雷泽地区是伏羲女蜗的祖庭圣地。如果与龙的传人结合来看,濮阳的雷泽或称为龙源圣地是顺理成章的,“雷(龙)泽地区可以说是濮阳的代名词……”

如今,经历了几千年的沧桑巨变,昔日的雷泽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远古泽国已是尘扬烟飞,稻寂飘香。当年的千顷碧波,如今是吁陌田畴,村屯集镇。古老的雷泽龙神和它那美丽神奇的传说故事,除了保留在古书典籍之中,或被人们口耳相传以外,已经远离了人们的生活。可谁也没有料到,就在古雷泽西岸,被人们称为西水坡的地方会有惊世大发现,使人们不得不把传颂了世世代代的古老话题,雷泽一龙一濮阳,这一龙脉链条重新翻拣起来,穷经皓首,认真深人地进行研讨论证。这一下就引起海内外的共同关注,掀起龙文化研究的层层涟漪,并且波及到很多领域,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成为世纪之交刮起的一阵龙的旋风的重要源头。



第三节 神秘的45号墓

1990年10月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考古文物新发现》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任式楠研究员,在论述1988年重大考古发现时这样写道: "1988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重要新发现,以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蚌图龙虎遗迹和浙江余杭反山、瑶山良洁文化祭坛墓地最为突出。”称“在与后岗类型年代相当,文化面貌接近的地层的同一平面上,由北至南,间距约20 米,呈一字型排列三组用蚌壳精心摆塑的动物图象”,为 “令人瞩目的仰韶文化蚌图龙虎遗迹……一时竟有三种刊物登载其基本相同的发掘简报”。

值得注意的是,任式楠先生在论述1988年考古重要发现时,首先提到的是濮阳西水坡的蚌图龙虎遗迹。

那年,建在濮阳市的大型化工企业河南省中原化肥厂,根据工业发展需要,要建造“引黄(河)供水调节池”。经过勘察论证,决定把西水坡作为调节池最合适的建设地点。1987年4月1日,“引黄供水调节池”工程正式开工,沉寂了千百年的西水坡顿时热闹起来。在工程建设的同时,濮阳市人民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指示市文物主管部门派出专业考古工作人员,进人西水坡调节池工地配合工程建设,进行文物保护。

工程顺利进行。考古工作人员与施工人员密切注视着工程进展中的每一个细微环节。5月下旬,调节池工地西南部发现仰韶文化遗存,考古工作人员立即着手工作,经过考察,了解到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按照考古学惯例,把这里命名为“西水坡遗址”,并随即依法向国家文化部填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申请书》。6月22日,文化部向濮阳市颁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执照灰考执字〔1987〕第227号),详细规定了发掘地点、发掘面积、发掘时间和发掘领队。

西水坡考古发掘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1987年6月,以孙德置先生为发掘领队,组织濮阳市考古技术力量,开始对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时,为了慎重起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协助从殷墟小屯村请来两名经验丰富的老技工,到西水坡考古发掘工地帮助工作。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化厅和濮阳市人民政府始终关心和支持西水坡考古发掘工作,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发掘期间,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京大学考古系部分教师和学生参加了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技术上给予了不少支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除了积极从技术人员支持外,而且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指示,于1988年始主持了该考古工地的发掘。

西水坡考古翻开了历史上崭新的第一页,沉睡了数千年的古文化遗址上出现了石破天惊的大发现。

考古发掘探方在遗址上棋盘式地布开,一个个新的凉人发现接踵而至,布局奇巧,造型多异的蚌塑图案陆续出土。仔细检索这些蚌图排列布置的轨迹和内蕴,发现它们都互为关联,而其中的核点是一座考古编号为45号的神秘墓葬。

45号墓(考古编号为M45)位于137号探方的西部,墓口开在第四层下,打破了第五层和生土层。墓葬的形制和埋葬方式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内容,在全国同时期墓葬中是首次发现,被专家学者称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是最受人注目,最不寻常的墓葬,“现象新奇独特,前所未见,确足令人惊诧。”

首先,M45的平面设计就很奇特。墓葬很象是一个人头形式,但它上圆下方,两侧又有凸起,又像是一个王冠。有的学者因为它的特殊形式,认为是一幅表示远古先民对天地最初认识的“盖天图”。墓的西北部被一个东周 54号墓打破,东南、西南和东北部又被仰韶时期第34号、 46号和51号灰坑所打破。这座竖穴土扩结构的墓室,东西宽3.1米,南北长4.1米,深0.5米。周边墓壁修筑很规整,墓底不太平坦,墓内填土非常松软,为黄灰颜色,和遗址上第五层土色完全相同。里面的灰土成分比较多,其中夹杂着少量破碎的蚌壳。

45号墓主人据潘其风先生鉴定是一个老年男性,国家博物馆测定其骨架长1.79米。他头朝南,脚向北,仰身直肢安葬在墓室南部正中,墓主人骨骼大部完好,头骨已按骨缝裂开,但仍具头形。胸椎骨以下缺少四节,肋骨缺损严重。墓主人右上肢的下半截(尺骨、挠骨和掌骨)向外弯曲,左上肢下部压在盆骨下面。从墓主的安葬情况看,应当属于一次葬人。他的东、西、北三面各埋葬一具殉人,年龄都不大,都是仰身直肢一次葬式,但方向各不相同。东面的殉人头向东南,因为骨架保存得不是太好,性别未经鉴定;西面的殉人身长1.15米,头向西南,头部有明显的刀砍痕迹,双手压在盆骨下面,显然是非正常死亡,应是生前刀砍致死或致其昏厥后一次葬人,这是一个年龄约在 9-10岁的儿童。东、西两侧的殉人和中间墓主人相比较,头向呈扇面形分开,而足部延伸方向都向中间交叉。北面的殉人位于墓主脚下,身长约1.65米,是一个年龄在16 岁左右的骨骼粗壮的男性,头向东偏南,脚向西偏北,双手压在盆骨之下。

这样一座南边圆曲,北面方正,三具殉人,四个人骨四个方向,年代距今64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的确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奇现象。特别是墓中还有用十几种蚌壳摆塑的龙虎和其他蚌塑图案,更是令人惊叹,震惊世界。“这哪里是墓穴,简直就是一道令人费解的谜题。”

45号墓所以令人惊诧,震惊世界,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因为伴随墓主人东、西、北三面的蚌塑图形。

用各种蚌壳精心摆塑的“龙”的图案位于墓主东侧,西侧则是蚌塑虎的图形,形象都非常生动。而墓主脚下即北面发现蚌塑成三角形状的图案,又配以两根人的腿胫骨,更是别有深意,专家考证为北斗图形。这是中国已经知道的最古老的龙虎图形。消息不胫而走,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其时代最早,形象逼真,被专家誉为“中华第一龙”和“中华第一虎”,而两根人骨连接着蚌塑三角的图形,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北斗星图。

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蚌塑龙图长1.78米,高0.67 米,龙头向北,龙背向西,爪趾向东,龙尾向南。昂首曲颈,弓身长尾,两只爪刚劲有力,前爪扒,后爪蹬、像是凌空腾飞的样子。龙的头部有突起的部分,像是因奋力奔腾而竖起的鬃毛。龙的摆塑十分精细,显示出高超的美学思想和摆塑艺术。

与蚌龙相对应的蚌图虎,整个身长1.39米、高0.63 米,虎头朝北,虎背朝东,四肢向西,虎尾向南,稍微下垂。虎头和虎的身躯基本持平,头顶部微高于虎身,有两耳突兀显现。虎二目圆睁,张着大口,露出锋利的牙齿。四肢交递错落,表现出来正在行走的状态。

蚌塑龙、虎的摆组都十分讲究,构思非常巧妙。龙虎的背部相对,头的方向都向北,尾部都向南,腿部方向向反,龙腿朝东,虎腿朝西。两个灵物处在墓主人的左右两侧,都张口露齿,都呈现奔走飞腾的状态,整体上与墓主人平行,而首尾方向却与墓主人方向完全相反。龙虎摆塑的作者们是经过精心设计和谋划的,他们根据龙虎身上不同的部位特点,选择不同种类的蚌壳进行摆塑,决不草率从事。摆塑时所选用的蚌壳有珠蚌、矛蚌、楔蚌、帆蚌等,都经过精心挑选,根据龙虎部位的表现需要和艺术要求而选择不同形状的蚌壳,必要时对蚌壳进行磨制加工,比如为了表现龙爪的尖锐锋利而选用矛蚌来表示。第二组蚌图为了表现虎形态的艺术效果而几乎全部选用形状浑圆的珠蚌,而两只虎耳则选用两个冠蚌、虎眉用两个小矛蚌来表现等等。利用蚌壳这一自然界客观的物质存在,作用于表现具有神奇特色的灵物的手段。龙虎图的摆塑者煞费苦心,充分利用蚌壳正反颠倒所显示的不同艺术效果,在龙虎摆塑过程中进行灵活运用,巧妙布置,既达到了用蚌壳这一单一物品进行复合化表示的艺术目的,又使塑造出来的艺术品惟妙惟肖,细致人微,显示出远古艺术大师的美学思维和艺术表现能力,堪称中国远古艺术的神品。无怪乎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教授看到蚌图后十分惊喜,说为故宫里的龙找到了祖先,认为这不仅是“中华第一龙”,也是“世界第一龙”。

在龙虎蚌图的北侧还有一个特殊的摆塑图案。一堆蚌壳摆成一个类似三角图形,紧连三角图形摆放着两根平行的人腿骨。很明显,这一图形也不是随意堆放的,而是别具匠心,有意安排并蕴含有某种特定意义的布置。因为它位于整个墓室的中心部位,距离墓主骨架脚部仅仅0.35 米,甚至可以说处在整个45号墓4个人骨的正中,因而它的重要性和它所表示的特殊含义就倍受人们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教授考证说:“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明确可识的北斗图像。蚌塑三角形表示斗魁,东侧横置的两根胫骨表示斗构,构图十分完整。”

45号墓中共埋葬了4具人骨架,却有5副人的胫骨,所有4人的胫骨都在原处,没有被扰动移位。那么,三角形蚌壳堆塑的北斗所用的人胫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45号墓正南方约75米处有一座编号为31号的土坑墓。它位于245号探方的北部,墓口开在第四层下,打破了第五层。墓坑一头宽一头窄,是梯形墓扩。整个墓坑为东西向,长1.36、宽0.38 -0.6米,深0.2米。墓中埋葬1人,仰身直肢,骨架保存完好,但 却 缺少左上肢和两腿的胫骨、膝骨和趾骨。这座墓的墓壁清楚,墓长恰是墓主人头顶到骸骨的长度,完全是按照墓中人尸体骨架的长短修成的,墓中人是在人葬前就被截去双腿下肢和左上肢后才进行埋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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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31号墓平面图(图三)

 

在地层关系上,45号墓和31号墓是同时形成的墓葬。45号墓主人脚下用蚌壳堆塑三角形图案紧连的两根人胫骨就是取自31号墓主的躯体,31号墓主与45号墓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必然联系。这样,45号墓主人的东南西北四方就各有1个殉人,只不过在南面的殉人稍远了一些罢了。在31号墓和45号墓相连接的75米间距内,还有两组蚌塑图案,呈“一”字摆开,它们浑然一体,相互关联,虽然各自表示着不同含义,却都是围绕45号墓而展开,循序递进、渐行渐远的,其中必有深邃蕴意。4个殉人和蚌塑龙虎,以及奇特的蚌塑三角形加两根人骨的图形,紧密守护着45号墓主人,形成整个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核心点,引发多少专家学者执著地探索和深研。

在45号墓龙虎蚌图的西部还分别有两组蚌壳遗存,摆放似乎有些零乱,不很规整,其中掺杂着一些石片,看不出是什么图形。但是,可以肯定这也不是随意放置的,它也应当有其自身所蕴含的意义。

45号和31号墓都没有陪葬品。

45号墓的特殊葬式和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在中国考古史是首次发现,尤其是出现在64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更是极为罕见的。其中深邃的蕴意令人深思,勾起海内外学人的不尽遐想,引发人们对破译这一谜团的广泛兴趣。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先生在发掘现场看到龙虎蚌图,欣然命笔,充满激情地书写了十六个大字:“华夏文明,渊源有自。龙虎俱在,铁证如山!”


第四节 龙虎蚌图惊世出土

在西水坡遗址中共发现三组蚌壳摆塑图案,都是在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或称后岗一期文化)中期地层中出土。其中,第二、三组蚌图内容虽与45号墓蚌图有明显差异,但相互关联、相互呼应的内在关系显而易见,同属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两组蚌图中除人物和其他不明图形外,基本上都是动物图形。按照考古学的习惯规则,最初发现的45号墓中龙虎蚌图等编为第一组,后来发现的两组蚌壳摆塑图案依次编为第二、第三组蚌图。(代号分别为B1、 B2、B3)

第二组蚌图位于176号探方第4层下、并打破第5层的一个浅地穴中,位于45号墓正南20米处。图案由龙、虎、鸟、鹿(神鹿称麟)以及蜘蛛形状的动物组成。龙头向南,背向北,而虎头却向北,面朝西,背向东。龙虎互为蝉联,结合一体;鹿好像卧伏在虎的背上,如同一只站立着的长颈鹿。蜘蛛状动物摆塑在龙头的东面,头朝南,身子向北。值得注意的是在蜘蛛和鹿之间,放置着一件制作非常精致的石斧(石钱)。

第三组蚌图又在第二组蚌图的南面25米处,发现于 2巧号探方第5层下一条灰沟中。灰沟的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底部铺垫有厚10厘米左右的灰土。图案在灰土上用十几种蚌壳精心摆塑,内容为人骑龙和奔虎的图案等。人骑龙图案在灰沟中部偏南,龙头朝东,背朝北,长颈昂首,舒身高足,两条腿前后岔开,十分生动有力,龙尾很长,而且向下弯曲。龙身上骑一人,也是用蚌壳摆成。蚌人两腿骑跨在龙的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好 像在回首观望顾盼,形象生动传神。蚌塑虎在龙的北面,头朝西,背朝南,仰首翘尾,四足微微向后弯曲,鬃毛高竖,呈现出一种奔跑腾飞的状态。

在蚌塑龙的南面和虎的北面以及龙、虎东面还各有一堆蚌壳,其组成形状不同。龙南面的蚌壳组成面积较大,摆成堆形,高低不平,如同小丘。虎北面蚌壳组合面积较小,摆成圆形平面状。龙虎东面蚌壳组合面积也不大,形状也似圆形。

这组龙虎蚌图的西面还有一只舒身展翅的飞禽,也是用蚌壳摆塑布成,因为被两个晚期灰坑打破,看不清晰具体图形。飞禽与龙之间用蚌壳摆成一个圆环。

在第三组蚌图所处的层位上,有许多零零星星的蚌壳,看起来也不是随意乱扔的。从整体上看,这条灰沟犹如一条星空银河,其中零星分布的蚌壳就像银河中繁星点点,疏密有序。那么,龙南面的蚌壳堆积,以及虎北、龙虎东和龙与飞禽之间的蚌壳组合又象征着什么?远古先民用以抒发或蕴含什么情怀和意境?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但是,可以看出人骑在龙背上和猛虎一起在空中奔腾飞升,加上如同星空河汉的衬托环境,龙、虎、人在天际飞驰,并不时回顾左右,形象十分生动,气势壮观。

把第一组龙虎蚌图以及蚌壳摆塑图形所护卫的45号墓主和殉人与第二组、第三组蚌图连系起来看,三组蚌图呈“1”字形南北排列摆布,同处于一个文化层面上,内容相互联系,互为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含意有序,不断递进。值得说明的是,第一组蚌图下的土色为黄色,第二组、第三组蚌图下的土色是灰色,这其中一定蕴含着特殊的意境和先民艺术大师们创作三组蚌图时的艺术构思与初衷。

中国历史博物馆孙其刚先生说:‘濮阳蚌塑图案的发现,意义确实很重大,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就象法国的拉斯柯克斯洞穴、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发现的动物图形彩画一样,是永恒的。”

三组蚌图中都有龙虎图形,并且形象各异。其中以 45号墓的龙图形最为令人注目,发人深思。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宋兆麟先生说:‘龙也不是一源的,不是起源于一个地方,或来源于一种动物,无论是内蒙、辽宁的发现,还是黄河流域的发现,龙的形象在中国史前时代也是多源的。

但是,以西水坡的蚌龙为最古老,可以称为‘中华第一龙’。

从这一点可以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所以说龙的主要故乡在黄河流域,在濮阳,“西水坡龙虎形象发现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是濮阳的光荣,是河南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它必将在学术界引起更大的反响……将来,它的意义要比我们现在估计的还要大一些。”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也先后发表文章,说河南省濮阳发现华夏第一龙。中国科学院院士、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于1990年应邀在台湾演讲中国《科学史八讲》时说,濮阳西水坡发现蚌塑龙虎图像,从而把四象起源往前推了几千年,‘使得我们对许多问题得以重新认识。”

根据西水坡遗址出土的器物类型及其墓葬形式等特征,西水坡遗址属于接近半坡文化的后岗一期文化,它的上、下限,应当晚于北辛文化,早于庙底沟文化,明显差别表现在陶器方面,具有一定数量,不同质地的施弦纹的罐类器物是其典型器物。西水坡龙虎蚌图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它的相对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T215⑥(编号ZK-23 04)作14C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3850年,距今5800+11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4510年,距今6460+135年。与安阳后岗一期文化14c 测定的相对年代相吻合。

关键词:中华第一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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